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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近來讀了幾本「歷史書」：《司馬遷筆下的江湖傳說》、《戰無不勝的軍事奇才韓信》、《秦相李斯》。《秦相李斯》是歷史小說，首兩本則或可稱為另類傳記。在圖書館一見《江湖傳說》就隨即借了回來，不為別的，只為裝幀簇新，急欲先睹為快，而《韓信》和《李斯》則是一直想讀的。

（一）

　　《司馬遷筆下的江湖傳說》是扶欄客在時報出版的第二本書，第一本是《司馬遷筆下的兵家傳奇》。兩本書都從史記抽取人物出來針砭一番，《兵家傳奇》說的是孫武等十多個兵法家，《江湖傳說》說的則是四大公子三大遊俠五大刺客。由於史料大多源自史記，故此扶欄客別出心裁，在描繪各人物的生平事跡之餘，亦從中理出處世經營之道。有些人物耳熟能詳，如信陵君、荊軻，有些卻只限於久仰大名，如專諸、聶政，有些甚至不曾聽過，如朱家、曹沫。

（二）

　　楚漢相爭由來為人津津樂道，中國象棋就劃出楚河漢界，以分敵我。
　　想知道韓信，也許是因為看過《楚漢驕雄》中黎耀祥的演出，也許是因為一句「多多益善」¹，也許是因為聽聞他戰無不勝。

　　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項羽縱使萬夫莫敵，但為人跋扈，既容不得人，人亦不為他所用，要得天下實在不易，只是，皇帝的龍椅卻更不該由劉邦來坐。要文韜，他沒有，要武略，他也沒有；要糧餉，他沒有，要將士，他也沒有，總之要甚麼他就沒有甚麼。可是，歷史就是如此弔詭，劉邦就是有人緣；即使並非甘心樂意，他到底肯知人善任。
　　蕭何學識也許並不出眾，但心思縝密，大小事情替劉邦處理得井井有條。劉邦一直很放心這個老同鄉，幾乎甚麼事都聽他的。《蕭何月下追韓信》這齣有名的京劇戲碼就是說他如何賞識韓信，說服劉邦登台拜將，起用韓信。奎文閣說，劉邦實在不怎麼情願要先齋戒才來封這個大將軍，但一來自己實在拙於行軍打仗，二來封官又不花錢，不過是虛名罷了，將就一下也就是了。

　　看得通不用花錢這一點是劉邦致勝的原因。時勢做英雄似乎挺適合用來形容劉邦，他起兵反秦不過是為勢所逼，壓根兒就沒想過要搶著來做皇帝，退守漢中時恐怕有想過就此終老。可是，時勢似乎就是要他當皇帝：他不爭雄項羽偏不放過他，他沒退路偏有人出謀獻策。本來，他沒本錢是最根本的問題，理應沒有人願意為他效力，但就因為他不怕輸（！），本來無一物，封個虛銜許個承諾又不花錢，怕甚麼？而人家卻領情，賣命賣得心甘命抵……
　　韓信就是這種人。蕭何勸服劉邦為他登台拜將，從此韓信就覺得欠了劉邦，即使劉邦後來三番四次徵調韓家軍，他也不吭一聲，就是感激劉邦敢起用自己，有知遇之恩。故此即使有人勸他擁兵自立，與楚漢成鼎足之勢，除卻他未必有治國能力，這份人情債也是韓信遲疑不決的原因。可最終，他卻是漢初三傑中唯一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場。
　　劉邦可以共患難，不可以共富貴。張良深明此理，所以功一成身便退。蕭何心思玲瓏，懂得事事謙讓，當然，劉邦與他識於微時，這份交情也是關鍵。但韓信就不同了，他只著緊調兵遣將而不在意人情世故，一句「多多益善」足見他多麼自傲，統一天下後的劉邦豈能不加倍憂心這個軍事奇才？

　　項羽，想取秦帝位而代之，奈何性格的缺點注定他無法如願。
　　韓信，本領足以打下江山，但才幹卻未必能治理天下，就算能稱皇稱帝國祚怕亦難長久。
　　劉邦，本來就沒有想過要當皇帝，最後卻成就了千秋大業。

（三．一）

　　歷史時代稍稍推前，回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前後。
　　錢寧《秦相李斯》吸引我也許早至二零零零年，書剛出版的時候。翻開楔子，就看到李斯說：「人生如鼠，不在倉就在廁。」還以為與老子說的「道在屎溺」如出一轍。可一直都沒有讀過，直至最近在好讀下載了電子版。

　　網上搜索一下，找不了多少書評或讀後感。其中兩篇大約說，小說借古諷今，用現代詞彙記述古代事跡毫不突兀，反而令人會心微笑。²
　　這卻不是我所看到的——換句話說，我看不出來。也許我只當作歷史小說來讀，讀讀李斯的生平。

　　據小說，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舉措，李斯都有參與，只是身份不同，焚書一事他是始作俑者，坑儒一事他則負責執行。
　　李斯焚書，源於對抗淳于越於國宴發難，而矛頭直指李斯。李斯為求自保，想到焚書一法：沒有書的儒生，就如脫了牙的老虎，不過是一群呆子。而秦始皇則因為一眾方家術士誑騙他有長生不老之藥，下旨坑儒以發洩心頭之恨。交給李斯的名冊上一共四百六十人，其中方士一百五十人，術士一百一十三人，博士一百八十六人，另類書生十一人。（有歷史研究指並沒有儒士遭坑殺，與《史記》記述相同。³）
　　說起焚書，《秦相李斯》這樣記載李斯的進言：「……史書，非秦記者，皆野史，焚之；諸子，非博士著者，皆邪說，燒之。收繳民間《詩》、《書》及百家之言，一概銷毀……科技乃強國之本，醫藥、卜筮、農藝之書，可區別對待，暫存官府。如此……即可統一思想，又能繁榮文化。」
　　至於坑儒，民間儒生後來甚至有稱頌李斯的。那是因為各地郡縣風聞坑儒一事，急欲坑小儒以仿傚朝廷。這令坊間一眾儒士互相舉報以求自保，一時間竟揪出六千多個「有問題」的儒生。李斯聞訊迅速制止，防止了坑儒擴大，而倖存的儒生莫不稱頌丞相賢德。

　　寫著，想著，原來，借古諷今還是有的。甚至不用細讀內文，單就秦始皇焚書坑儒兩事就可以古今類比。
　　焚書坑儒算是兩件事，文化大革命卻是一件。⁴
　　古今焚書的因由不一定一樣，但目的卻相彷：要箝制學識之士，唯我獨尊。相比之下，文革猶有過之。有文章這樣寫：「秦始皇的時代，人民大不了讀不到某幾類書，卻也不必逐字逐句地學習甚麼《嬴政選集》或《嬴語錄》。」
　　坑儒呢？文化大革命未必有坑儒，但「各地郡縣急欲仿傚」只怕無日無之，「互相舉報以求自保」更是家常便飯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五倫錯在姓孔屬儒，全都要打倒批鬥。

　　李斯感嘆「人生如鼠，不在倉就在廁」，就理解到「一輩子有無出息，全看為自己找一個甚麼的位置了」。
　　那麼他焚書、殺韓非、竄改聖旨、坑淳于越時，甚至在行刑前，他又覺得自己在甚麼位置呢？
　　本來李斯被屈認罪也想寫幾句，可是一想到屈打成招古今中西即使花式各異，其可佈可恥之處大抵都沒有兩樣就寫不下去了。《秦相李斯》如是，《一九八四》也如是。

（三．二）

　　今天剛巧讀到余光中《分水嶺上》中兩篇小說評論，碰巧所評論的都是記述中共和文革的小說。
　　第一篇藉賞析張愛玲的《秧歌》、《赤地之戀》、陳若曦的〈尹縣長〉，評論紅衛兵作家筆下如何擺脫「當局者迷」，方能寫就視野遼闊的小說巨著。
　　第二篇題為〈紅旗下的耳語——評金兆的小說〉。「張愛玲的經驗限於土改到韓戰的頭三年，陳若㬢的，限於文革開始的七年，其他作家也是文革時期為主。論經驗之長，作品之富，能貫串張愛玲和陳若㬢的前後歲月，並為中間那十四年（一九五二至一九六六）作證的小說家，少之又少。近日露面的金兆，正是一位……﹝金兆﹞離開大陸，是在唐山大地震之後毛澤東死前的那段日子……把二十六年的種種經驗，向小說之中一一傾吐。」
　　余先生評論之餘亦寫下了各篇小說的梗概。而我，則一邊讀梗概一邊讀評論，也一邊想起了李斯。

註：

1. 《史記．淮陰侯列傳》：「上問曰：『如我能將幾何？」信曰：『陛下不過能將十萬。』上曰：『於君何如？」曰：『臣多多而益善耳。』」
2. 邹汉明．〈秦相李斯：不在仓就在厕〉，《道可道，非常道》，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90cdf9b0100y0f5.html
3. 《史記．儒林列傳》：「及至秦之季世，焚詩書，坑術士，六藝從此缺焉。」
4. 文章寫完後再重讀，覺得這個類比實在粗糙籠統得幼稚。兩者的異同早就有人研究，我再寫一遍又如何？歷史會因此而不再三重複嗎？